作者：吳光謀牧師

筆者自一九九六年暑期囘港後，一幌就是十年，到今年七月神讓我有機會一家五口返港，其實主要是代表紐約短宣中心到澳門出席第四屆國際短宣大會。會後有幾天留在香港省親及有主日講道的事奉；更難得的就是天父藉紐約神學教育中心總監丘放河牧師的牽針引線，帶領筆者一家五口有三天的時間前往深圳，廣州兩地與當地的教會，教牧同工，宗教局人士及神學院等接觸。藉座談會、午膳、晚餐等交流分享，讓我們一家五口對國内的教會情況有直接而嶄新的體會。

固有的偏見
筆者相信與很多北美華人牧者一樣，自己多年來走進國内，對中國公開教會的看法仍停留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前的觀點，再加上海外媒體對中國基督教普偏負面的報導，所以一直認爲「三自教會」(編者按：指中國公開而登記的教會)的信仰有所偏差，只是政府管理教會的工具，而所謂的宗教自由政策只是政府的謊言，其宗教自由方面沒有任何的進步等等。

親身的體驗
然而，當筆者有機會在深圳市的基督教會深圳堂講道時，看到近2000的會眾，聚精會神的聽道，在最後呼召時有近200人決志歸主，並另外200多人決志爲主全時間獻身事奉時，我内心十分感動，在北美此情況是難以想像的，更感嘆國内的弟兄姐妹竟然如此的渴慕神。筆者已經十六年沒有踏足國内，只是透過報刊以及經常到訪「家庭教會」(按：指由國內未有登記的教會統稱)的海外牧者分享，側面了解中國基督教的現況；但此次國内之行後才發現自己一直對中國「三自教會」的看法過於偏激。比如説，有人曾告訴筆者在中國的「三自教會」牧師的講道都要經過政府嚴格審核與過瀘才可向信徒宣講。可是，筆者此次證道内容，並未經任何人的事前審查。
此外當筆者與深圳及廣州的宗教局幹部進行座談會及共進午、晚餐交流分享後，發現政府對宗教的管理比很多海外傳道人想像中的寬鬆，絕非「毫無自由」。例如據深圳巿宗教局馮安群局長分述：「雖然宗教條例規定禁止在街頭等公共場合分發宗教單張，或傳道。但對於在公車等與人私下交流信仰則沒有禁止的。」我知道後就放膽在晚飯後在餐館向侍應生傳福音，當筆者派複印單張給一名女侍應生後，她馬上打開細心閲讀，而另一名女侍應生看到她閲讀單張，亦好奇地加入，與她一起細閱單張的内容。我向周邊的人傳福音並未受到任何阻擾。

觀念的澄清
筆者從當地的教牧同工及宗教局幹部了解到，可容納兩千人的基督教會深圳堂以及目前廣州正在等籌劃興建可容納三千五百人的教堂所需的資金都出自信徒的奉獻，這和海外信徒普偏認爲「三自」教堂全由政府出資建立的大相徑庭。筆者一家五口在深圳停留一天時，蒙深圳堂主任罕適興牧師及師母接待。根據罕牧師分享，深圳堂在文革期間被單位佔用，教會被逼停止一切活動。但當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落實以後，1983年發還教會產業，並於翌年年中恢復聚會。人數由70多人增長到現今5000多人聚會；新堂總建築費用超過2900多萬人民幣，在2003年悉數由信徒奉獻，還清全部工程費用後才舉行新堂獻堂感恩禮拜。

教會的挑戰
筆者了解到中國教會長遠的發展及挑戰，面對重重困難，比如教會教牧資源嚴重缺乏，神學院教育水準不高，師資力量薄弱。雖然現在中國有十八所神學院校，但與如此龐大的基督徒數量及其迅速增長的速度相比則相形見拙。在深圳、東芫、廣州都是超過一千萬人口的大城市，可是廣東省只有一間擁有九十名學額的神學院（只辦至三年制的學位），而且神學院每年也只能招收三十名學生。很多人非常渴望接受裝備來事奉主，只可惜報考神學院如同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能如願接受神學教育和培訓者甚少。
筆者深感此行時間倉促，未能如願更多拜訪其他教會的領袖和弟兄姐妹，對家庭教會的情況亦了解不多；而且中國地域遼闊，不同地域教會與傳福音事工的發展也可能不同。因此很難透過對深圳、廣州兩地教會的短暫訪問來對中國基督教的發展下結論。但筆者相信海外華人教會對中國的公開教會確實有不少的誤解和偏激的態度，希望大家能夠親自走進中國的教會去做實際的了解。
若天父開路，筆者很盼望日後多有機會到國内參與多一點的事奉。願神大大賜福我們的同胞，中國的教會。